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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為什么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北京人”為什么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兵馬司胡同9號院(今15號院)的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記者李牧鳴攝

“北京人”為什么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裴文中手捧“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中科院古脊椎所供圖

“北京人”為什么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章鴻釗

“北京人”為什么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丁文江

“北京人”為什么受到眾多專家、學者矚目?

翁文灝

北京的胡同數以千計,雖較上世紀已減少和改變了太多,但藏在胡同深處的院落,仍或多或少可窺見北京乃至中國的發展脈落。

90年前,12月2日,年輕的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將一件50萬年前的古人類頭蓋骨捧到世人面前。這就是被國務院原副總理方毅譽為近代中國科學界獲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頭蓋骨。當年裴文中發現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盡快報告給兵馬司胡同9號院(今天的15號院,后文統稱9號院)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

探訪兵馬司胡同

兵馬司胡同之名始于明代,當時北京分東、西、南、北、中五城,各設兵馬司署,負責地面治安捕盜。兵馬司胡同為西城兵馬司署所在地,稱“西城兵馬司”。清以后,京城治安由九門提督和八旗都統分管,兵馬司署撤銷,兵馬司胡同的名字卻保留了下來。

記者日前走訪了兵馬司胡同的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試圖隔空感受此地往日的輝煌與波折。

從中國地質博物館東門沿西四南大街南行六七百米,西側人行道上立著一塊比公交站牌還大的藍色指示牌,上面幾個大字“兵馬司胡同”。很少見胡同標牌如此醒目,或許,沒有9號院,如今被現代建筑分割得支離破碎的兵馬司胡同只是一條平淡無奇、乏善可陳的胡同。正是由于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的存在,讓兵馬司胡同成為兼具科學與文化底蘊的不尋常之地。

按路牌所指,往西即拐進胡同。胡同不寬,約5米左右,兩邊粉刷簇新的灰墻似乎找不到“訪古”的感覺了。走了一百多米,胡同北一座醒目的大門,門楣上書“地質調查所圖書館”。透過敞開的大門,幾幢歐式小樓錯落有致。院外門旁立著“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的石碑。石碑右上角配有當下文博展覽常見的二維碼,記者掃了,看到介紹如下——“中國地質調查所是我國重要的早期地質科學研究機構,最初創立于北京。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裴文中等中國地質科學先驅均曾在此工作……”

既然是地質調查所舊址,為何門楣標注“圖書館”?在國破山河碎的當年,胡同里如何建起這個歐式建筑群?調查研究成果又存放何處?為何裴文中找到“北京人”頭蓋骨先要向這里報信?除了婦孺皆知的裴文中,簡介中提到的幾位科學先驅,到底為當日中國地學初創歷經了何等艱辛?

地質調查所前世

中國的地質調查,始于19世紀后期,但當時從事這項工作的,都是外國人,如德國的李希霍芬(Richthofen)、美國的龐培萊(R.Pumpelly)等。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最初采用譯著的方法,引進地質科學,如華衡芳曾先后譯出礦物學和地質學名著《金石識別》《地學淺識》。不久國內學堂也開始設地質學、礦物學課程。魯迅先生在1902年赴日求學之前,就曾在南京礦路學堂較系統地學習過地質科學和采礦知識,并著文《中國地質略論》。他上“礦學”課所用的課本,正是江南制造局編的六本《金石識別》,現存紹興魯迅紀念館展廳,書頁空白處,還留有當年的筆記。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組織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物司設置了地質科,由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的章鴻釗負責。1913年,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英國學習地質歸來的丁文江任所長。但當時的調查所,實際上徒有虛名,因為除了丁文江,沒有一名地質人員。因此又同時成立了地質研究所,作為培養地質人才的講習所,章鴻釗任所長。恰好翁文灝獲地質學博士學位后自比利時歸國,到所擔任專職教員。后有王烈自德國學成歸國任教,各種課程逐漸趨向完備。研究所借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的校舍、儀器,僅三年就培養出了“與歐美各大學三年畢業生無異”的中國第一批地質學人才。遺憾的是,1916年,只有一屆畢業生的地質研究所被迫停辦,已改作農商部所屬的地質調查所遷入豐盛胡同3號及兵馬司胡同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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